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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孙忆新退休前任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现更名中国中钢集团公司）美国纽约子公司总经理。曾先后于2002年11月至2003年2月，2004年4月至7月，2007年9月至2009年9月在广东工商职业学院工作。三下广东工商职业学院工作期间，曾任英语教师，外语系商务老师教研室主任，外语系副主任等职务。
上世纪六十年代，当你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你会发现公共汽车顶上置放着一个长长的褐黄色大鼓包。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奇怪，并发问：“那是什么玩意？”然而，我们这些走过三年自然灾害、物资极度缺乏、国家承受着来自国内外沉重压力的年代的人知道，那是由于国家严重缺乏石油，公交车不得不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那个大包里充的就是气体的天然气。
就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中国的大地上飘荡起一个响亮的名字——铁人王进喜。他率领大庆石油工人在难以想象的、常人无人忍受的艰难条件钻出了石油，为我国走出贫油困境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人们记得的都是铁人那种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浆般的油池里的大无畏的英雄形象，然而他在生活中真诚、质朴、仗义、热情、谦和的一面却鲜为人知。
我，有幸于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在阿尔巴尼亚为时任外石油部副部长唐克率领的中国石油代表团担任随团翻译，前后达四十多天。该团的第一团员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进喜。当接到这个任务时，年仅25岁的我既兴奋激动，又紧张不安，生怕做不好这项重要的翻译工作。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旅馆见到铁人时，他和蔼可亲、笑眯眯地问我：“你就是这里留学的小孙吗？”我忐忑不安地回答：“是！”铁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和我拉起了家常，询问我来阿多少年、什么时候毕业、原来在哪所大学念书、老家在哪儿等等。他那种平易近人、和气慈祥的态度，一下子将我的紧张情绪冰释消融，在我面前的，似乎是一位平凡、热情、可亲可敬的大叔。我胆怯地问道：“我该怎么称呼您啊？”他笑着回答：“就叫我老铁，你问问唐部长，问问其他同事，不都这么称呼我嘛！”话音还未落，周边就响起了一阵阵朗朗的笑声。
接下来在代表团访阿期间，不论是首都地拉那参加阿方重要领导人会员，还是参加技术交流谈判，老铁都十分积极、活跃、礼貌，该自己发言时，既得体又风趣。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霍查问他：“听说你叫铁人，是铁做的吗？”时，老铁答道：“我们中国工人都是铁做的！”即刻，现场响起了一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在阿石油基地，老铁和阿尔巴尼亚石油工人打成一片，换上他们的工作服，在石油钻台上爬上钻下，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阿尔巴尼亚的石油工人同行。临别时，阿尔巴尼亚工人都伸出大拇指头，对老铁一个劲地叫“好”。
每当代表团到相关城市参观访问，离开或入住旅馆时，他都抢着替代表团其他同事们拎行李，提沉重的资料箱，并且真诚地对工程技术人员说：“你们力气没我大，这点活儿对我来说小菜一碟，让我来干！”他还对我说，“他们工程技术人员用脑子工作，比我辛苦，体力活应该由我来做！”每次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团长房间开会，他都主动让其他同事坐沙发，而自己却席地而坐，并为同事们端茶倒水，一点儿架子也没有，和人们想象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完全不同，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叔。
代表团快结束行程时，正值敬爱的周恩爱总理第三次访阿，唐部长和老铁前往机场迎接。离开旅馆前，唐部长发现老铁中山装的风纪扣没有系好，就对他说：“老铁，你的形象代表着中国石油工人和整个中国工人阶级，好好整理一下你的上衣。”老铁像个乖乖的小学生，把上衣重新细致地整理了一番，并且站直，让同事们替他又检查了一遍。
不知不觉，四十多天就飞逝了。临别前，老铁私下问我：“小孙，我回大庆前，要路过哈尔滨，你有什么事要我办吗？”我反问：“行吗？”老铁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有什么不行的？！”通过那一段的相处，老铁知道了我的身世，了解到我的母亲是黑龙江省商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属当权派。他肯定要看出当时我远离家乡和亲人分别数年的思乡之愁，于是他一再说：“小孙，不要有顾虑，我什么都不怕，你有什么要求就对我提出来，我会尽力去办。”望着他真诚、友善、信任的目光，我终于开口了：“老铁，我妈妈是当权派，我很惦记她，你能代我去看看她吗？”老铁斩钉截铁地答道：“行，没问题。”要知道，那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前夕呀！听到老铁充满爱护、同情、鼓励的答复，我的两眼湿润了，强忍着眼泪，哽咽着说了一句：“谢谢！”
同年九月，我毕业离校，分配到地拉那我驻阿大使馆工作，任实习翻译。到使馆工作后，我接到了来自国内的一封信。那是一封国内来信要通过北京外交部信使队送达，一般怎么也需要半个月之久。
接到信后，打开一看，惊喜地发现，原来是老铁写的。老铁在信中对我提及，他路经哈尔滨时，专程去看望我妈妈，详细向她介绍了我在国外的学习、工作状况，并叫她放心。在信结尾处，他又叮嘱：“小孙，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国，回来后，一定要和我联系。你现在有什么困难，手头缺钱吗？如果需要，我想法给你汇去或者通过人给你捎去。回国后，不论遇到什么难处，都要来找我，我会帮助你的。”一封短短的信让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打湿了那封仅有的一页半纸的信。
这也是我和老铁的最后一次联系，从此远隔千山万水，再也未能谋面。
数年后，当我再见到阔别七年、已是满头银发的刚刚被“解放”的老母亲时，我们母女两人对视良久，默默无言。久别重逢第一夜，我们长谈一夜，似乎千言万语总也说不完、道不尽。那夜，妈妈对我讲起王进喜来访的经过。妈妈告诉我，当时气氛紧张，接到电话后，无法在学院会见铁人王进喜，就约他到家里见面。老铁对我妈妈说：“孩子在外边挺好的，学习、工作都很努力，你就放心吧！”妈妈向老铁表示感谢，并说无法留他吃饭。老铁对妈妈说：“我完全能理解，老同志，你多保重吧！”这次见面也不过就是十多分钟。
我于一九六七年回国。铁人那封弥足珍贵的信在以后数年的辗转流离中不幸遗失。当我在听到有关老铁的消息时，是在浙江某农村劳动改造之时。从报纸上得知，老铁因患重病去世，这则消息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那是在凄苦的风雨岁月，眼泪只能吞噬在内心深处。
从农场出来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一次，有机会到北京出差；听说老铁葬于八宝山公墓。我悄悄去拜谒了他的墓碑。站在他的遗像前，老铁的音容校貌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在内心默默地对他说：“老铁，虽然我和您仅有短暂的相处，但对您的记忆和怀念将是长久的、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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